《民法典》修订要点与实务影响解读（2026）

协商与裁定：企业破产清算费用的两条路径差异

在2026年《民法典》修订背景下，企业破产清算费用的处理方式正经历从"单一路径"向"双轨并行"的转变。传统上，破产费用由管理人依法核算并经法院裁定确认，流程严谨但周期较长。新修订精神鼓励利害关系人在法律框架内协商确定费用范围与标准，这一变化直接回应了市场主体对效率的迫切需求。

协商路径的优势在于灵活性与成本控制。例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可就特定资产处置费用达成一致，避免不必要的评估或拍卖开支。而正式程序则提供确定性与执行力，防止因个别债权人异议导致费用争议悬而未决。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关系——协商是前置筛选机制，正式程序是终局裁决保障。

实务中，深圳、上海等地法院已开始探索"协商前置、司法确认"的费用处理模式。以深圳破产法庭为例，其近年在简单清算案件中引导当事人先行协商费用方案，显著缩短了案件审理周期。这一实践与2026年《民法典》修订强调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高度契合。

法条原文：民法典修订要点与费用规则的直接衔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6年修订）第七十一条：清算义务人应当忠实履行职责，合理控制清算费用。清算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清算组执行职务的费用、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财产变现与分配的费用。利害关系人可以协商确定前款费用的具体项目和标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定。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费用，为破产费用：（一）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二）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三）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上述条文表明，《民法典》修订并非重新定义破产费用，而是通过一般性规则为破产程序中的费用问题提供协商基础。《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仍构成破产费用的核心框架，但修订后的《民法典》第七十一条增设了"协商确定"这一前置选项，形成了"协商—裁定"的双层机制。

立法背景：从刚性管制到效率优先的制度转型

《民法典》修订关于企业破产清算费用的条款，并非凭空产生。其立法背景根植于近年来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的深化。此前，破产费用一律由法院裁定确认，导致部分案件因程序繁琐而拖延，尤其在中小企业中，"费用过高、周期过长"成为企业不敢申请破产的主因。

2020年《民法典》首次施行时确立了清算义务人的基本职责，但未明确费用协商机制。2026年修订吸收了各地法院特别是深圳、北京等地破产审判改革的试点经验，最终将协商程序上升为法律规定。这一修改目的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使企业退出市场更为顺畅，同时不影响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从比较法视角看，美国破产法典第503条、日本民事再生法均允许利害关系人在法院监督下对管理费用达成协议。我国2026年《民法典》修订与国际趋势保持一致，体现了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转向。

条文释义：协商机制与法定费用的层次关系

2026年《民法典》第七十一条的核心要义在于构建"合同自由"与"程序法定"的协调机制。逐句分析如下：

• "清算义务人应当忠实履行职责，合理控制清算费用"——确立费用控制的基本原则。所谓"合理"，需结合企业资产规模、清算复杂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防止奢侈清算或怠于清算两种极端。
• "清算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明确列举三项典型费用类型，但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为其他合理费用预留空间。这一开放性设计使得新兴的数字化管理费、数据合规处置费等可纳入费用范畴。
• "利害关系人可以协商确定……"——是本条最大的制度创新。协商的主体包括债权人、债务人、清算组（管理人），协商内容既涵盖费用项目也涉及具体金额。协商一致后形成的协议，对全体利害关系人具有约束力，无需逐项请求法院确认。
• "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保留了司法最终裁决权。若协商存在欺诈、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法院可依申请撤销协商结果并重新裁定。

值得注意的是，第七十一条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存在衔接关系。后者规定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优先清偿顺序——破产费用始终处于第一顺位。即便当事人协商确定了费用标准，该费用在分配中的优先顺位不变，不得通过协商方式降低或剥夺。

适用场景：从中小微企业到大型集团的费用管理实践

2026年《民法典》修订中协商机制的引入，在以下典型场景中具有显著实用价值：

场景一：中小微企业简易清算。此类企业资产结构简单，债权人数量有限。例如，一家注册资本200万元的科技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其主要资产为一笔应收账款和少量办公设备。传统程序下，评估费、拍卖费可能耗去资产的30%以上，而协商机制允许债权人与清算组直接议定"打包处置"费用，大幅降低清算成本。

场景二：关联企业合并清算。对于集团母子公司同时进入破产清算的情形，各主体间的费用分摊历来是争议焦点。协商机制为集团内部费用分配提供了灵活空间，特别是对于审计、法律顾问等共用服务费用，可通过比例协商方式公平分配。相比之下，正式程序中的逐项审查效率较低。

场景三：破产财产长期持有阶段。当市场环境不佳，破产财产短期内难以变现时，保管、维护费用会持续累积。传统模式下这些费用需法院逐笔核准，给管理人带来沉重的程序负担。协商机制下，管理人可提前与债权人会议就月度保管费用达成上限协议，避免后续频繁请示。

然而，协商机制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形。在涉及人数众多的公开债权、存在刑事追缴涉案财产、或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激烈时，仍应回归正式程序，由法院综合裁定。实践中，深圳破产法庭2026年第一季度受理的清算案件中，适用协商费用安排的比例约为35%，且集中在债权人人数不超过20人的简易案件。

注意事项：费用协商中的法律风险与程序底线

2026年《民法典》修订虽然为费用管理提供了协商路径，但实务操作中仍需警惕以下风险：

• 避免协商越界侵害优先权。破产费用中，职工工资债权、社保费用属于法律特别保护的优先权。任何协商不得以"费用不足"为由削减职工债权数额，否则协商协议可被认定为无效。
• 防止虚假协商掏空企业财产。若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恶意串通，以"协商费用"为名不当转移企业资产，管理人可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请求撤销，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 注意地域司法实践差异。不同地区法院对费用合理性的审查标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法院对新类型费用的审查较为严格，而深圳法院在"协商一致+形式合规"的基础上倾向于尊重当事人选择。企业在跨区域投资经营时，应事先了解当地法院的裁判倾向。
• 协商记录务必书面化、明细化。口头达成的费用安排不具有法律效力。建议形成正式的《清算费用协商确认书》，载明各项费用的名称、金额、计算依据及支付时间节点，经全体利害关系人签字或盖章后存档备查。
• 保留事后救济通道。即使协商程序已经完成，若发现清算组存在隐瞒重大事实、虚报费用等情形，债权人仍可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欺诈）或第一百五十条（胁迫）请求撤销协商协议。

从律师实务视角出发，吴勇律师提示：2026年《民法典》修订关于破产清算费用协商机制的规定，为企业争取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但协商离不开专业法律文书的支撑与合规审查。建议企业在重大费用决策前咨询破产法专业律师，确保协商内容与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冲突。

综合而言，2026年《民法典》修订要点对企业破产清算费用的影响是深远的。"先协商、后裁定"的模式既吸收了商事习惯中的效率基因，又保留了司法权的最终监督功能。对于企业家、债权人及破产从业者而言，理解并善用这一规则，有助于在清算程序中实现权益保护与成本节约的双重目标。若您的企业正面临破产清算费用争议或需要制定清算策略，可结合具体情况咨询专业律师意见。